香包(sachet)，古代称“香囊”，亦称“佩帷”、“容臭”、“香袋儿”、“荷包”，庆阳俗称“绌绌”或“耍活”。它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内涵古老神奇、博大精深的图案纹饰，缝制成形状各异、大小不等的小绣囊，内装用多种浓烈芳香气味的中草药研制的细末，以作节令志庆、生活实用和观赏品玩用。

　　庆阳香包刺绣起源于古黄帝时代，初创于岐伯之手，发展于秦汉唐宋年代，成熟于明清时期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，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：既粗犷豪放，又精细纤丽；既浓烈娇艳，又清纯素雅；既是大写意，又是纯工笔。其构图简洁明快，寓意传统古老；色彩大红大绿，过度跨越色谱；绣面厚实沉重，形态稚拙传神。绣工细密精整，针脚平齐如画；针法丰富多变，品种千姿百态。

　　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著名民俗学家靳之林在看过庆阳的香包之后大发感慨：“我考察过全国的香包，好的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庆阳，一个是云南。相比之下，庆阳，特别是庆阳的正宁香包是最好的。”

　　2002年，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亲笔题词：“庆阳香包甲天下。”

　　香包不是一只单纯的绣品，让我们站在历史和现代的大背景下，重新审视香包的制作历史、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。

　　香包，古称香囊，亦称佩帏、容臭。其制作和佩戴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，屈原《离骚》中有“扈江篱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。江离、辟芷、秋兰均为香草。纫，乃连缀之意。佩即佩帏，在这里既指香包，也含佩带之意。全句的意思是把装满香草的佩帏带在身上。这说明香包早在屈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已是一种饰物了。

　　汉代《礼记》有云：“男女未冠笄者……衿缨皆陪容臭”。容臭即香包，说明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。

　　到了唐宋时期，香囊逐渐成为仕女、美人的专用品。而男官吏们则开始佩戴荷包了。有的官吏上朝时干脆把荷包缀于朝服之上。当然，那时的荷包与香包不完全一样，香包里主要装的是香草，而荷包主要是“盛手巾细物”的。这与前不久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手包型“千岁香包”比较吻合。

　　至清代，香囊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了。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宝玉与黛玉之间的一次“闹别扭”便是由送荷包引发的。

　　而历史演化到近代，香包则多半用于民间端午节的赠品，主要功能是求吉祈福，驱恶避邪的。

　　再看香包的图案，以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“千岁香包”为例，选用变形的梅花、荷花及缠枝花为刺绣纹饰图案，是按照佛教净土的教义设计的，其寓意是把这件小香包看作“西方净土”，因为变形梅花从唐代起就作为佛胸前的吉祥标志。

　　800多年前的佛教信徒们向佛塔敬献这种香包，完全是为了向佛表示崇敬和祈福的诚意。

　　从我国民间现存清代以来的香包看，大多数以花卉和动物为主图，以隐喻象征等手法表达各种情感寄托和美好向往。比方，用双鱼、双蝶、蛟龙等象征两性相爱、交合、生育；用莲花、荷花、牡丹、梅花等喻意女性；用登梅的喜鹊、采花的蜜蜂隐喻男性；松鹤象征长寿、石榴象征多子；而利用汉字的谐音做比喻者更是随处可见：送给新婚夫妇的“早生贵子”（枣儿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组合图案）；送给长寿老人的“耄耋童趣”（以猫和蝴蝶戏牡丹组合图案，喻意老年生活非常有情趣）；送给小孩的“福寿娃娃”（以憨态十足的娃娃为主体，周围环绕蝙蝠、桃子组图，寓意此子今生多福多寿）……

　　翻开这一层层厚重的文化积淀，面对这一幅幅多彩的生活画卷，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尽都是古朴而又拙巧、原始而又鲜活的艺术瑰宝。其实，这才是揭示人性欲望的艺术；表达思想信仰的艺术；展示生命活力的艺术。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文化、民俗文化、大众文化、人性文化。

荷包是中国传统服饰中，人们所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零星物品的小包。荷包的造型有圆形、椭圆形、方形、长方形，也有桃形、如意形、石榴形等；荷包的图案有繁有简，花卉、鸟、兽、草虫、山水、人物以及吉祥语、诗词文字都有，装饰意味很浓。

　　现代粤语中常用荷包指代钱包。 因古人衣服没有口袋，一些必须随身携带的物品（如毛巾、印章及钱币等），只能贮放在这种袋里。最早的荷囊，在使用时既可手提，又可肩背，所以也称“持囊”或称“挈囊”。以后渐渐觉得手提肩背有所不便，才将它挂在腰际，并形成一种习俗，俗谓“旁囊”。制作荷囊的材料，一般多用皮革，故又有“囊”之称。如新疆鄯善苏巴什古墓出土的一件，以羊皮为之，呈长方形，长6.7厘米，宽3.7厘米，在口部有一拴系的皮带，以备挂佩。现存最早的囊实物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。

　　汉代以后沿袭其俗，《北堂书钞》卷一三六引《曹瞒传》：“（曹）操性佻易，自佩小囊，以盛毛巾细物。”《晋书·邓攸传》也记载：邓攸梦行水边，见一女子，猛兽自后断其囊。由此可见，魏晋时期不论男女，身边都佩有囊。在囊上饰有兽头纹样，也称“兽头囊”。这种饰有兽头纹样的囊形象，在山东沂南一汉墓画像石上还可以看到：中室北壁的东段，画分上下两格，皆刻人物故事。下格中的两人皆戴着布纹的帽子，用带结于头后，衣袖皆卷起，腰束带。其中左边一人加束革带，从右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，佩囊比较大，做工也精致，还绣有花边。中室北壁西段的上格亦画有相同的一荷包，不同的是人物佩带的方向不一样，是从左腰革带垂下一虎头纹佩囊。

　　至南北朝时，佩囊制度正式确立，人们所佩的囊，并非全用皮制，也有用丝织物做成的，但仍然沿用囊的名称。《隋书·礼仪志六》：“（北朝）囊，二品以上金缕，三品金银缕，四品银缕，五品、六品彩缕，七、八、九品彩缕，兽爪。官无印绶者，并不合佩囊及爪。”至隋代则专施于良娣以下命妇，以别嫔妃的兽头囊。《 隋书·礼仪志七》：“良娣，鞠衣之服，银印钮，文如其职。佩采玉，青绶，八十首，长一丈六尺，兽爪囊。余同世妇。保林、八子，展衣之服，铜印环钮，文如其职。佩水苍玉，艾绶……兽爪囊。” 兽爪囊，囊之一种，简称“兽爪”或“爪”，是织有兽爪纹样的小型佩囊，北朝官吏常佩于腰际以盛印绶。

　　唐代放官印、鱼符（龟符）的佩袋与装细物的佩囊分开使用，据《朝野佥载》记载：“上元年中，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，彩为鱼形，结帛作之，取鱼之象，强之兆也。”刀砺袋，鱼形袋，新、旧《唐书》称之为“鱼袋”、“蹀躞七事”。“七事”即佩刀、刀子、砺石、契真、哕厥、针筒、火石袋等物。蹀躞七事应是后来的“七事荷包”（《歧路灯》第七十八回）的前称。唐代妇女尤其喜欢佩带荷包。荷包大多为圆形，上有不同的纹样。佩挂囊的妇女形象，大多身穿胡服，腰束革带，打扮成西域妇女的形象，但腰部一般都有佩挂的荷囊，如西安南里王村韦墓线雕石刻、唐李重润墓和李贤墓壁画中的侍女。

　　唐代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佩带荷囊的习俗，如敦煌壁画中唐第158窟的《各国王子举哀图》中，便能清楚地看到有两个少数民族人物的腰上挂有荷囊，而且所制作的荷囊都很有特色。如第一排中的单腿跪地、正作割鼻状者，其左腰上挂一心形荷包，看上去就像是一朵云彩。第二排中双手用刀插胸者的左腰上挂一花腰形荷包，颜色为白底湖蓝色边。这两个荷包看上去都非常精致，做工非常考究。唐代画家阎立本《步辇图》中的吐蕃使者身上所佩带的荷囊，也反映了当时的习俗。

　　据考，唐宋时期作为饰物随身带的“鱼袋”、“龟袋”还多是盛物的口袋。荷包成为珍贵佩饰物当缘始于唐代。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·降诞》：“玄宗开元十七年，丞相张说遂奏以八月五日降诞日为千秋节，百寮有献承露囊者。”杜牧《过勤政楼》诗：“千秋令节名空在，承露丝囊世已无。”承露囊，即荷包，由眼明囊演变而来（眼明囊之俗：古俗农历八月初一凌晨，妇女以彩帛之囊盛装树木花草上的露水，相传以此洗眼，能使人一年之内保持目明）。百官献囊名曰“承露囊”，隐喻为沐浴皇恩。民间仿制为节日礼品相馈赠，用作佩饰，男女常佩于腰间以盛杂物。

　　新疆克孜尔石窟第189窟壁画中，有画于公元6～7世纪的一身龟兹贵族供养人图像，其腰部束带，上挂短刀，同时佩带鸡心形荷囊。该图现存德国柏林。

　　敦煌五代第409窟东壁《回鹘王礼佛图》中，回鹘王腰带上也挂有很多东西，其中所挂的荷包造型别致，像葫芦型，但上口呈喇叭状，底部呈圆形，上大下小。颜色为白色，可能是褪色所致。同时期、造型相同的荷包在榆林窟第39窟甬道里也有，同样见于回鹘贵族礼佛图中。

　　又如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69窟供养人图像中，八身回鹘供养人的右侧均从腰带上垂下一荷囊，荷囊的最上端有一珠子。荷囊的样式和大小都相同，但色彩不一。这幅画现存德国柏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