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下几件著名事例足以反映崇祯皇帝的施政为人。

第一，该用不用，该罚不罚。

崇祯帝在剿灭农民军时最信任重用的是杨嗣昌，他崇祯十年十二月，许下“期三月尽诸剧寇”的军令状，至第二年三月，嗣昌以灭贼逾期，上疏引罪，荐人自代，崇桢帝不许，嗣昌借机委过于人，推脱罪责，祟祯帝又改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，仍掌兵部事。

而正是在崇祯十一年，清兵入侵，先后攻陷七十余城，杨嗣昌处处掣肘前线作战的卢象升，使得卢象升孤军奋战至死。崇祯帝不仅不重罚既为阁臣又掌兵事的嗣昌，反而令其议文武诸臣失事罪。

第二，处处插手，用人多疑。

崇祯朝的文臣中，最有军事才能有孙传庭、卢象升、洪承畴和袁崇焕四人。前两人素来没有争议。

孙传庭虽屡立功勋，却常被崇祯信任的杨嗣昌所嫉恨：“传庭既屡建大功，其将校数奉旨优叙，嗣昌务抑之不为奏。”（《明史》）在关中练兵，尚未练成，崇祯帝屡次催促，逼其进军，孙传庭不得已进军潼关：“诏御史苏京监延、宁、甘、固军，趣传庭出关。传庭上言：‘兵新募，不堪用。’帝不听。传庭不得已出师，以九月抵潼关。”（《明史》）与李自成大战而险败，自成遂占据关中，定都西安。

卢象升用兵有方，士卒爱戴，屡立战功。崇祯十一年后金再度破关，象升北上勤王，崇祯帝表明赐以尚方宝剑，令其督各路援军，却派出宦官高起潜为监军，控制军队按兵不动，又暗中让陈新甲与后金议和。再加上杨嗣昌的处处掣肘，最终卢象升孤军无缘，战死沙场：

三赐象升尚方剑，督天下援兵……决策议战，然事多为嗣昌、起潜挠。疏请分兵，则议宣、大、山西三帅属象升，关、宁诸路属起潜。象升名督天下兵，实不及二万……起潜拥关、宁兵在鸡泽，距贾庄五十里而近，象升遣廷麟往乞援，不应……象升麾兵疾战，呼声动天，自辰迄未，炮尽矢穷。奋身斗，后骑皆进，手击杀数十人，身中四矢三刃，遂仆。（《明史》）

后两人争议虽然较大，但是其中崇祯帝的责任也很明显。袁崇焕投其所好，夸下海口，崇祯帝盲目轻信，见不能成功又立刻诛杀袁氏。

洪承畴后来虽然降清，但其剿灭农民军期间功勋卓著，总督辽事时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力图靠综合实力战胜后金。结果崇祯帝又一次催逼他进军决战，不幸松锦之战明军再度失败，洪承畴也被俘投降。

除了上述用人方面，财政上崇祯帝加派三饷，搜刮民财，逼人造反。政治上反复无常，出尔反尔，短短十七年竟然用了五十位阁臣，也算是一项记录了。

如谈迁《国榷》所评论：

上性多疑。有监视，又有视监视者。

诛求不已，赈贷罕闻。又所以筹边饵寇者，兵曰乡勇，饷日搜括，劝助巨室，腔削生民，怨盈于下。

此外，崇祯执政时一点担当都没有，陈新甲与满洲议和，本是崇祯帝指示，事情败露后却将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。迁都南京之议，本是崇祯帝意愿，李明睿上疏后，崇祯帝却一言不发，坐等群臣议论，自己好不用担迁都的罪责。

正如张岱《石匮书后集》所言：

先帝焦于求治，刻于理财，渴于用人，骤于行法，以致十七年之天下，三翻四覆，夕改朝更。耳目之前，觉有一番变革，向后思之，讫无一用，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。揆厥所由，只因先帝用人太骤，杀人太骤，一言合则欲加诸膝；一言不合，则欲堕诸渊。以故侍从之臣，止有唯唯否否，如鹦鹉学语，随声附和已耳。则是先帝立贤无方，天下之人无所不用，及至危急存亡之秋，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，从来孤立无助之主，又莫我先帝若矣。

短短十七年，崇祯皇帝可谓是把能犯的错误犯了个遍，他热衷于权力，却智术短浅；智术短浅，却要处处插手；处处插手，却朝令夕改；朝令夕改，竟毫无担当。最后身死国灭，理固宜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