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用一种物质来代表中国文化，那就是玉。

良渚遗址群首次发现于1936年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村，1986年、1987年、1991年又先后在反山遗址、瑶山遗址、汇观山遗址发现了多座大型墓葬和祭坛，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，有斧、钺、琮、璧、璜、环、玦、镯等，用作礼器、配饰、兵器或工具等不同用途。

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常见的玉器，内圆外方，大小高低不一，其中的玉琮王高8.9厘米，琮体四面雕刻有8个类似图腾的神人兽面纹，这是用来祭祀的礼器，蕴含了与神灵沟通的神圣意义。

虽说在玉器制造工艺上，红山文化、凌家滩文化、良渚文化一脉相承，但良渚文化已达到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，有的花纹只有0.1毫米宽，像头发丝那么细，以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如何完成这项工艺的，至今仍是个谜。

从出土的玉器来看，良渚人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——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，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，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！即便在现代，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，需要经过选料、设计、画图、琢磨、抛光等多道程序，往往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，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，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，可想而知。

此外，从陪葬的玉器规模来看，这个阶段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贫富分化，一些大型墓葬，一打开来，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，从上到下、从里到外摆得满满的；而一些小型墓葬，可能只有一个小玉坠或者一颗小玉珠。

古城：标志中国迈进文明时期

2007年，总面积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重现人间，此后，考古工作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面积6.3平方公里的外郭城，并证实良渚古城是宫城－内城－外郭的三重结构。这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，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，其占地规模领先后世1500年。

部分地段地表上还残余4米高的城墙，底宽40至60米，比西安现存的明代古城墙还宽三倍左右。而且砌法考究，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，底部铺垫石块为基础，地基以下再铺一层20厘米左右的胶泥（一种粘性极好的黄土）。

城内核心区域——莫角山遗址曾是大规模建筑群，据推测可能是王的宫城和贵族的府邸，不远处就是反山遗址——贵族墓葬区。外围水网密布，沟通着不同层次的聚落和千顷农田，墓葬、祭坛等散布其中。这些聚落、祭坛与古城一起形成了层次分明、功能完善的城乡结构。

像莫角山建筑群（土方量接近金字塔）、城墙这种大型的人工工程的实施，很显然是需要一定的社会复杂度和召集组织能力，这一切就建立在社会等级差异出现的基础上。简单来说，社会上出现了领导与被领导的不同阶层，“王”来领导和指挥“平民”，这是当时“国家”或是“政府”这种权利集中点存在的证明。

如果说，大量出土文物以及莫角山建筑群的发现代表了中华文明的曙光，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即将向文明迈进，不过还停留在临界点上，发现良渚古城遗址后，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。

水利：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

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，雨水充沛，夏季极易形成山洪，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。

2009年至2015年，考古工作者发现，为了预防山洪灾害，良渚人在建设古城之初就统一规划了城外的水利系统，整个系统由山口高坝、山麓低坝和平原矮坝三部分共11条堤坝组成的，分工进行了分水与蓄水等抗洪措施。

据考古研究推测，该水利系统可能具有防洪、运输、用水、灌溉等多方面功能，与良渚古城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。

通过该水利系统，夏季山洪暴发时，山口高坝所在山谷陡峻，将水蓄积起来，不至于对低洼处形成冲击；冬季干旱时可能断流，不具备行船条件，通过蓄水形成的库容，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，方便运输。

这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，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早1000多年，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。

消失：或毁灭于上古时期的洪水

然而4000多年前，繁荣一时的良渚王国，突然遭遇了一次大的毁灭性灾变。

关于灾变的各种原因，许多学者认为，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，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面，玉块的衰竭导致良渚文明的衰落，最终诱发社会崩溃。

也有学者认为，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及自身地理位置的影响。良渚遗址群处在长江和太湖周边，海拔很低，只有两三米，只要海平面稍微有一些变动，这个地方的环境就非常脆弱。

几乎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远古时代曾发生大洪水的神话。苏美尔人在楔形文字泥板上记载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神话，《圣经》中的诺亚方舟，希腊神话中的大洪水，发生在尧舜禹时代的大洪水神话，上古时代的人类有着共同的洪水记忆，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，冰川融化，海平面上升，突然暴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，邦国毁于一旦。今天良渚遗址群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——泥炭地和沼泽层，可能一些遗址至今还深深埋在太湖湖底。

在“满天星斗”的邦国时代，良渚文化以其无比璀璨的成就脱颖而出，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！